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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莞交界处,一个城中村三代家庭的“人世间”

每晚,郑玉兰离开大儿子李冬峰家的时间,通常在8点半之后。

8点,李冬峰从东莞长安镇一家生产线路板的公司下班,骑上电动车南行,跨过东宝河进入深圳,整个路程不到20分钟。

李冬峰到家后,郑玉兰照看孙女斐斐的任务才算结束。跟大儿子交待几句,她带着小儿子家的两个孩子,从李冬峰居住的五楼走下去。

台阶有些高陡,10个月的小孙子抱在怀里,她一步一步迈得仔细。大孙子小琥在前面,已经蹦蹦跳跳到了一层。三人走出楼门,再前行几步进入另一栋居民楼,爬到七楼就到了小儿子家,此时小儿媳妇还没下班。

郑玉兰一家7口,生活在松岗的城中村中,此处距离深莞界河东宝河只有1公里。与市中心逼仄的城中村不同,郑玉兰和孩子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巷道村路宽敞干净,小楼排列井然有序,碧清的河道穿越村子,空气怡人,环境算是不错。

不过,村里没有儿童设施,9岁的斐斐和7岁的小琥,经常会跑到村对面的A住宅区里荡秋千,玩滑梯。

“我好喜欢这里啊”,11月的一个下午,小琥坐在A住宅小区的石凳上说。

“为什么呢”,我问他。

“因为这里可以玩儿”,这是个楼龄不到20年的小区,以高层建筑为主,庭院花园不大,但专门辟出一块儿童游乐区。

继而,小男孩望向高耸的住宅楼,又说,“好想坐电梯呀,又快,又稳,每天回家爬楼,我都累死了”。

失去的机会

35岁的李冬峰中等身材,样貌俊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一些。

15岁,李冬峰进入九江的一所寄宿高中。家里原本开个小卖部,村里赊账的人太多,郑玉兰和丈夫赚不到钱,把大儿子送进高中后,夫妻俩开始轮流到广东打工。这年冬天,李冬峰脚上生了冻疮,半夜睡不着时常跑回教室看书,久而久之染上感冒,咳嗽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被诊断为听力受损。

其后两年多的时间,李冬峰大部分知识靠的是自学。最终他考进一所如今已升为本科的大专。在大学上了一周的课程,他听不清楚老师讲话,又发现大学知识靠自学几乎不可能,便退学南下打工,在宝安一待十几年,结婚,生下女儿斐斐,又离婚。

“挺可惜的吧,想办法读完(大学)也挺好的”,他说,借助语音转文字软件,我们的沟通非常顺畅。

“会觉得失去了一些工作上的机会吗?”我问他。

“肯定的,沟通不畅肯定受影响”。

“消化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吗?”我问。

“这个事发生了,也不要后悔抱怨。(想事儿上)我是比较懒的人,大家都说,进了工厂,就不会去想太多的,废了。”说到“废了”,他被自己逗笑了。他这个词里,自嘲的成分占了多少,我不清楚。

李冬峰在公司里负责线路板的质检。在沙井、西乡、松岗以及东莞长安镇,“到处都是这种线路板工厂”。

他求稳,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年的质检工作,早八点上班,晚八点下班,休息日很随机,根据生产进度安排,忙时一月两天,正常一月四天。薪水是死的,工资补贴加起来7000多元,没有加班费,请假迟到要另外扣钱。

李冬峰的出行路线,从地图上看是个三角形。他的生活绝大部分时间在三角形之内进行,它横跨深莞两地,沿途风貌落差极大。

骑着电动车,李冬峰从自家住处到长安镇的公司,路程十几分钟。从公司到女友朱玉的小吃店,又是十几分钟。从小吃店到家里,还是十几分钟。

李冬峰公司所在的长安镇涌头工业区,坐落在107国道东侧,看起来更像是城中村与工业区的混合体,大大小小的厂房,与居民楼、街铺混在一起,粗细不一的电线在楼房中间穿梭,电动车、小货车驶过,路面上留下污黑的轮胎水渍。

沿着107国道下的小路南行几分钟,跨过东宝河大桥,便是宝安松岗地界。

我坐在电动车后座,载我的阿姨一边用河南话抱怨导航给出的骑行路线太绕太远,一边载着我在机动车道上风驰电掣。阿姨在松岗生活了二十多年,最早在工厂打工,受不了拘束枯燥,改开三轮车谋生,专做深莞两地打工族的生意,深圳禁摩后,她又在松岗做起电动车载客的营生。

相距一公里的松岗街区,风貌落差极大。

进入宝安大道,一切又是另一番景象。簇新的高层写字楼,宽敞的道路,绿意盎然的绿化带。由米色楼群组成的高档住宅区外,翠色掩映下的足球场和网球场空无一人,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一切与广告片里的中产生活场景别无二致。

女友朱玉的小吃店,位于松岗花果山社区,这是松岗的老城区,又叫老墟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繁华。现在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世纪初的小县城,画着“拆”字的破旧岭南民居,不超过6层的低矮小楼,与偶尔出现的高层建筑混在一起,马路坑洼不平,街上偶尔能看到“麦肯基”。

小吃店刚开张一个多月,李冬峰晚上下班后,隔三差五能过来搭把手。他内向,再加上听得不清楚,生活中他话不多,鲜少与旁人打交道。到了朱玉的店里,他则是另一幅状态,脸上笑意盈盈,女友温存埋怨时,他不自觉地挠挠头,看起来更像个活跃又笨拙的年轻小伙子。

“你在松岗有什么朋友吗?”我问李冬峰。

“他有个屁的朋友,真的,他一个朋友都没有”,朱玉给杯子里续上茶水,嗔笑着接了一句,顺便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他抚着女友手背,眼神碰触尽是浓情蜜意。

两人确定关系不到一年,与内向的李冬峰不同,朱玉爽朗能干,下午生意冷清的时候,店里坐的大都是她的熟人。她在松岗做了多年生意,因前夫赌博经济上一度陷入窘境,如今靠着小生意独自抚养儿子。

这几年,李冬峰接触过几个女生,几乎每个人都会问起那句“听说你自己带着个孩子”。听完这句话,他不会再想往下接触。一年多前,李冬峰在微信群里买了朱玉的东西,一来二去两人熟悉起来,朱玉也是离婚带着一个孩子,“谁也不嫌弃谁”,两人相恋后,朱玉跟斐斐相处得也很融洽,这让李冬峰放心不少。

跟前妻离婚时,斐斐不满一岁。读小学之前,孩子跟着妈妈在东莞生活。几年前,前妻组建新家庭,又生下一个孩子,李冬峰害怕斐斐受委屈,决定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

这样的安排,与斐斐的教育也有一定关系。李冬峰在深圳的社保没有断过,把孩子送到松岗的民办学校,可以申请每年7000块的学位补贴,倘若跟着妈妈在东莞读书,就申请不到这笔补贴。

三个孩子,一个奶奶

丈夫独自生活在900多公里外的九江老家,56岁的郑玉兰在深圳的职责,是照顾三个孙辈。每天早上,从小儿子家里醒来,她带着两个孙子来到大儿子家。 带娃、做饭、洗衣、打扫,监督孙女睡午觉、做作业。

去年冬天,我见过郑玉兰,当时我在写一个“老人离开老伴,南下深圳帮子女带孩子”的选题。那个时候,小儿媳妇即将临盆,郑玉兰一人带着斐斐与小琥,两个孩子在家里你追我赶,为了一个玩具大打出手,她困在细碎繁重的家务里疲惫不堪,“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一个奶奶”。

图文无关.

跟一年前比起来,郑玉兰神色更显倦怠,唠叨的声调高了不少,呵斥孙子孙女捣乱的语气,明显比一年前急躁许多。

“好累,真的是好累”,郑玉兰坐在板凳上,小孙子坐在她肘窝里,她手不停歇,脚旁盆里是拣干净的青菜。

小儿媳妇在家附近的超市做收银,上班时间是碎片化的,中午、傍晚能回来给孩子喂奶,晚上下班多在10点之后,前几天超市盘点,儿媳回来时已是凌晨3点,郑玉兰也得守到这个点,把小宝宝交到媳妇手上。

白天的时间,郑玉兰要应付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一天到晚离不了身,一放进小推车就哭,哭起来又难哄得很。抱着这个孩子,她还要见缝插针地买菜、做饭、洗衣、收拾。

这一天,小儿媳妇轮到了休息日,每月她能休三天。早上,郑玉兰把小孙子放在媳妇身边,她想喘口气。儿媳嘟囔了一句“好累好困”之后,还是把孩子接到了手里。

午后,斐斐去了学校,小琥趴在一条宽板凳上,安安静静地听着手机里的儿童故事。小琥今年夏天读完幼儿园,因父母社保不足一年,进不了附近的民办学校。再读一年幼儿园,又是一万多学费,郑玉兰觉得太贵,便让孩子在家待一个学期,顺便把瘦弱的小身板养壮实些。

郑玉兰把小琥丢在桌上、地面的玩具收拾整齐,感慨着自己被忽视的付出,“你一天到晚要做多少事情,他们是看不见的。”

午后的凉风吹来,郑玉兰享受着难得的休憩时刻。她坐在李冬峰家的天台上,这是居民楼的顶层,两个卧室加一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天台,月租1000元。顶楼没有配厨房,一小半位置搭上雨棚,放置着炊具、餐桌和冰箱。

风吹过郑玉兰消瘦的脸颊、深邃清亮的双眼,从儿子孙辈秀气的面容上,你不难猜出,这个56岁的女人年轻时应该很美。

“漂亮?光漂亮赚不到钱有什么用”,郑玉兰并不理会我的赞美,转而忧心起儿子和孙辈。两个儿子中,郑玉兰更忧心小儿子。小儿子退伍后闯荡了几个城市,手里一直存不下钱,几年前网上投资被骗,负债几万元,如今还有些利息没还清。最近这两年,小儿子才算安定下来,在松岗做着跟哥哥一样的工作。

小儿媳妇意外怀上二胎,郑玉兰是不赞成生下来的。“不是说不喜欢小孩,我也想孩子之间有个伴,可你没钱,生下来就是负担啊,最后还不是把小孩给拖累了。”

“我自己吃着苦头过来的,不想让他们走我的路”,郑玉兰从四十多岁起,人生大半时间都花在广东的流水线上,在龙岗的工厂里,她做过手袋、五金,每晚干到10点或11点。其中有两年,听说种棉花挣钱,她和丈夫跑回老家操持土地,很快棉花的行情过去,俩口子又跑到广东打工。

奔波大半辈子,拉扯大儿子再拉扯孙辈,郑玉兰钱赚得辛苦,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从来没有松口气的时候。

一年前,我们那次聊天过后,郑玉兰曾在微信上问我,“我把自己人生经历写下来,能不能在你们那里发表”,我鼓励她写出来。一个月后小孙子降生,她再未联系过我。

坐在凉风吹过的天台上,我又一次提起这件事,她叹口气露出苦笑,“哪有那个时间哟”。

孩子的困惑

相处两年多,郑玉兰跟孙女斐斐的脾气磨合得不算好,祖孙俩在家里,嘴上经常各不相让。

跟稚气听话的小琥比起来,郑玉兰觉得“像男孩子一样调皮”的孙女更难管,9岁了,牛奶盒摆在桌面上几天不知道收拾,衣柜里的衣物经常乱作一团,作业老是拖到晚上10点、11点才能完成。

我坐在一旁,心里闪过一丝惭愧。作为成年人,我经常把购物小票、发票、包装纸丢在桌面忘了清理,我也不喜欢收拾衣物,为此专门换了全是挂杆的衣柜,我写稿时,总也免不了拖延和摸鱼。

但我能理解郑玉兰,这些多出来的,琐碎的,无穷尽的的家务,对于一个精疲力竭的老人来说,只能进一步消耗她的精力和耐性。

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她与大儿子有分歧。李冬峰觉得母亲对儿子、孙辈操心过多。“管太多的小孩不自立”,他举了例子,“我女儿鞋脏了,我说就放在那儿让她自己刷,她忍不了就会刷的。过了几天,我妈又给她刷了”。

也因为这个,在孙女的教育问题上,多数时候郑玉兰只做执行者,中午监督斐斐睡午觉,晚上监督斐斐写作业。斐斐调皮起来,作业拖到11点还做不完,李冬峰难免会埋怨她。

这份家庭工作里,郑玉兰职责多,权力少,她的语气里多少带了一点怨气,“有时候你管多了,他说你管闲事”。

晚饭前,回到家里的斐斐,把校服上衣的后半截掀起来,像翅膀一样撑在脑袋两侧,在天台上转圈跑,小琥在后面有样学样,两个孩子追着闹着。被吵得一个头两个大的郑玉兰,手里握着锅铲,训斥斐斐没有女孩样子,把弟弟也带调皮了。

斐斐不服气,一时又找不到辩解的说辞,在天台上跺着脚嚷嚷,“大家来看看呀,这里有个不懂事的奶奶”。郑玉兰没回头,搅着锅里的炒饭回应一句,“大家都来看看,这里有个不懂事的孩子”。

斐斐和小琥都爱吃炒饭,做这个,郑玉兰还能把俩孩子不爱吃的青菜切碎了,混在里面。炒饭里除了油和盐,不再放其他调料,这是李冬峰要求的健康食谱。郑玉兰在江西老家很爱吃辣,来到深圳后,也跟着孙辈的清淡口味改了过来。

斐斐不清楚,那一周我为什么频频出现在她的家里。对于我这个看起来有耐心,语气柔和的阿姨,她很快表现出了依赖性,每次离开她家时,她会反复地追问我“明天来不来”。

孩子的殷切让我不安。即便在一个城市,我的住处距离她家超过40公里,地铁加上步行的时间接近两个小时。短暂相处过后,孩子势必要独自消化这份失落。

在郑玉兰叫大家吃饭的催促声中,斐斐锁上房门,换上了红色的舞蹈服,给我展示她的舞姿,巨大的裙摆旋转起来与地面平行,“是不是很好看”,她转着圈儿问我。

桌上的那把小扇子,是李冬峰带她爬凤凰山时买的,粉色的扇面上铺着樱花,蝴蝶飞舞其间,她很喜欢这把扇子。

9岁的小女孩聪明,爱美,敏感,觉得小两岁的堂弟是小屁孩儿,跟奶奶吵架时听得出对方话里的揶揄。她需要更细腻的关注与肯定,被孩子、家务搞得焦头烂额的郑玉兰,显然没有这个心力。李冬峰心细,善于洞察女儿的小心思,对孩子有平等意识,只是他大部分时间,得耗在公司里。

在这个家里,斐斐更信任、理解父亲。

走过便利店门口,她忍住了冰淇淋的诱惑,“爸爸说我有鼻炎,不能吃这个”。她像个小大人一样,跟我陈述了李冬峰中学时的那场病,以及因此带来的学业和职业机会上的遗憾,“爸爸考上大学,可是因为听得不大清楚,就没有读,所以现在赚的钱少了一些。我希望我不要出这样的问题,不然以后赚的钱就会变少”。

这天晚上,李冬峰下班路上理了个发,回到家里已是9点多。斐斐在餐桌前啃着苹果埋怨父亲,“你怎么每天都回来这么晚”。

“公司8点钟才下班,我有什么办法呢”,李冬峰回答。

“他们凭什么这样”,9岁的女孩问父亲。

“他给你发钱,他就说了算啊”,父亲说。

“时间是能用钱换来的吗”,小女孩气鼓鼓地嚷嚷,李冬峰笑笑不再作答。

接着,孩子又想起另一件事。

“爸爸,我听说公立学校不用交学费”。

“我们读不了公立”。

“为什么读不了”。

“因为社保那些”。

“社保,社保是什么?”孩子一脸困惑,父亲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备注: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文/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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