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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狂:剖析偏执在世界大战中扮演的邪恶角色 蜂写网裸体女人图片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 名: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

作 者:[意]鲁格▪肇嘉

译 者:高岚 董建中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内容简介:

纵观人类的整个战争史,可以明显看到偏执与妄想狂的幽灵显现。这些偏执狂手握阴谋论的大棒,简单粗暴,却又注定会受到大众的追捧。这样一种简单、有效的观念,把新生的反抗力量毒杀在摇篮中。相反,民主与和平的再生,需要承诺、牺牲和理性——这些心智过程却又无法如此迅速地激发或感染群众。无处不在的偏执狂,制造了人类一场场的浩劫。

在《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一书中,心理分析家鲁格•肇嘉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作为剖析偏执狂的方法与应用。作者从神话入手,通过古典时代(埃阿斯)与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和斯大林)中的偏执狂意象,去探索种族灭绝过程及种族灭绝心理的现实意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轻度的偏执与妄想,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书中没有把偏执与妄想视为一种疾病,而是视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心理特性或许也能够出现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们内心的小“希特勒”。

作者简介:

鲁格▪肇嘉(Luigi Zoja)

心理分析家,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意大利心理分析学会主席,著述丰富,包括《父性》《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成长与愧疚》等。其著作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结合分析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有相当的哲学意涵。

书摘正文:

前言:埃阿斯的疯狂

借助神灵,无名小卒也能凯旋;

既无神灵,我自信也能获得荣耀。

——索福克勒斯,《埃阿斯》

(Sophocles,Ajax,767-769)

在戏剧开始之际,那无可挽回之事已经发生。

埃阿斯知道,结局即将到来,并相信自己会胜利。凭借无可匹敌的力量及勇气,他的战盾(arm)已经完成了勇士的职责。他已经彻底击败敌人。为何敌人的毁灭不可以是他的胜利?他的战盾随其心思,随其心思而来的是怀疑。从那时起,他放弃了事实及理性。埃阿斯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被承认是最强者。既然他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既然他的人生仅仅与此关联,他的人生就是孤单。他的思想总是孤独。 但是,人际与兴趣的缺失有悖心灵的本性,心灵便会有满足空虚的反应。现实中被拒绝的存在,渐渐在心中重新出现。拒绝成为现实,则化作噩梦与强迫,成为猜疑。人所想要拒绝之物,则依此姿态成功返回。埃阿斯的心智生命是一个随时会爆发的郁积怀疑。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仅仅是心智表象的东西,曾经一度是神灵之幽灵(apparition)。那些神灵不喜欢这个强壮但顽固、公正但莽撞的人。他的正义感太过于简单。当神灵想要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便开始使他失去分寸感。埃阿斯似乎不需要神灵们,他拒绝他们的帮助。

这样一个人物——在大地上孤立,甚至在天国也孤单——会遇到严重风险。人类理性必须屈服于高级别力量。“全能”并不是一种人类特质。绝对不受人及神灵的约束、没有限度或锚定(anchor),则心理会迷失自身。

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开始时,神灵们就已经使得埃阿斯的心意飞离,不再受锚定,如同那强健、高傲、孤立的鸟(鹰),按照品达(Pindar)的说法,其名字是由宙斯给予他的。

而品达爱埃阿斯,他是多么爱埃阿斯啊!我们能够理解它,因为在我们看来,古典世界的感情,既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是那个英雄世界的创造者,但他们自身也是那个世界中的英雄级人物。奥德修斯(Odysseus)与埃阿斯相互叠加,但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也相互叠加。如果没有我们对于这些作者的想象就无法想象这些人物形象。品达与荷马决斗,就正如埃阿斯与赫克托耳(Hector)击剑。品达的脉络,是不停地攻击荷马,指责他赞誉奥德修斯及贬低埃阿斯。

埃阿斯是一个可靠、直率、简单的人物。他本来并不符合史诗的丰富描绘。在荷马与奥德修斯之间——在作者与该人物之间——的相互情绪流动中,后者呈现了复杂性、多变性、适应性。奥德修斯甚至脱离奥德赛去描述自身:“在需要狡猾者之处,我就是如此之人。” 那就是该传说的说法。奥德修斯是一个长诗中的核心人物,诗中不断地交替出现歌谣及主题。他无法仅如埃阿斯般地阳刚好战:他不得不同时具有一个女性面向。奥德修斯享有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喜爱,他充分拥有一个天赋,首先就在于他的想法多异——而不为单一所窘迫。奥德修斯是复杂的,并且相当执拗,如同神灵们自身。奥德修斯尊重并且畏惧神灵,因为他理解他们。

因此,诞生了奥德赛。

第2页 :前言

原本不可能写出一部关于埃阿斯的史诗。正如不可能仅用一首曲调写出一首交响曲。埃阿斯只能够是一阙悲剧主题,而非一部史诗主题,但是时、空、力的独一无二的结合 造就了这个如同英雄本人一样简洁而紧凑的可信故事。因此,这位很可能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把自己的全部悲剧中的很可能的第一个,奉献给了埃阿斯(约公元前445年)。

索福克勒斯在自己的第一个戏剧中,描绘了悲剧意念的伟大及不可能性。

因为悲剧意念与偏执狂意念是不相容的。它们是相对立的。悲剧不仅旨在娱乐,而且旨在教化,向人们宣教人生的矛盾性:人想要善,却助长了恶;人类仰赖于虚无,因为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埃阿斯的不对劲,不是因为他犯下任何具体错误,而是因为在向偏执与妄想屈服时,他受到一个孤立观念的支配,而不去注意人性的复杂性。自从那固定的观念被揭示给他,他就相信自己已经把握了人生中的最重要之事。

相比之下,当埃阿斯首次不是履行一个职责而是做出一个选择,他就成为他自己——具有某种真实的性格,表达了某种人格特质。那瞬间是不可避免地短暂,因为他所做出的选择,是去死亡。

为了创造这个悲剧人物,索福克勒斯用夸大的方式极力刻画了埃阿斯的力量及傲慢。 品达应当会谴责索福克勒斯而非谴责荷马:对于荷马来说,埃阿斯从不曾对神灵们傲慢。

在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的战场上,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开始登场。在那场景上,我们最初看到的人物,不是埃阿斯本人,而是雅典娜与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告诉女神:军队的牲畜被杀死了,牛及绵羊都漂浮在一个血湖中,据说它们是被埃阿斯杀死的。

雅典娜平静地控制住形势。

阿喀琉斯(Achilles)死后,必须做出决定:要把他的武器给予哪个希腊人。备选者随即被缩小至埃阿斯与奥德修斯。评审团偏向于奥德修斯,因为奥德修斯的忠诚同盟者阿伽门农(Agamemnon)及墨涅拉俄斯(Menelaus)在其中占优势。所以,雅典娜决定:赢者应当是最有能力者,而非最强壮者。 埃阿斯的孤单再次不利于他。但是孤单会助长怀疑,而怀疑会增加敌人的数量及重要性。不信任会进一步助长不信任。为了在孤单中存活,人不得不依赖于战斗力量,而阿喀琉斯的武器是其最高象征。逐渐地,埃阿斯的内心得出结论:没有其他选择。阿喀琉斯的武器不再是一个奖励、一个可能性,而是一个必要之物。武器是一切事物。而且,只有武器能够赢得武器。

埃阿斯在夜晚离开了自己的帐篷。他携带自己的剑,去杀死那三人:奥德修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他必须立即去做,因为这时,他心中的偏执已经被说服:许多人都是他的敌人。更甚者,它还有一个非人的敌人:时间。当偏执建构出自己的核心观念,就要立即行动。正如它无法忍受思想的虚空,它也无法忍受时间的虚空。它不容许耽搁。

然而,为何他的三个敌人活着,那些动物却被屠杀而死?那是因为,雅典娜已向埃阿斯的心中投入虚假表象。她的说法是:她用谵妄与死亡之网迷乱了他。

埃阿斯的心智景观,一旦被剥夺了其所习惯的孤立,就需要人性表象。女神雅典娜提供了一些。但她所提供的表象是虚构的。埃阿斯杀死了那些动物,而非他的敌人。他的陷阱,就是过于依赖孤寂及怀疑所产生的自我欺骗。

雅典娜微笑着对奥德修斯说:“嘲笑自己的敌人,不就是最甜美的笑声?” 偏执使人变得荒谬可笑。但我们也能够反转这一看法:来自他人的笑声再次唤醒沉睡的偏执狂。任何人都会变得焦虑——如果别人笑他,而他不知道他们为何在笑。因为笑声也如同好斗情绪,会感染团体。笑声经常是另一种伪装下的攻击。当“怀疑”看到敌人,最可恨的敌人不是带着刀剑,而是带着笑声。但“怀疑”是否“发现”或“创造”了朋友?几百年之后,但丁(Dante)也表达了一种相似的迫害恐惧:“所以你们之中的犹太人不发笑。” 基督徒的过失在引来神圣惩罚之前,先引来了犹太人的嘲笑。

不能够发笑,是偏执的最古老症状。发笑的能力,是针对这种邪恶的最本能防御:对于一直是偏执发作受害者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一种传统的防御手段,这并非无缘无故。莎士比亚说:能够微笑的被剥夺者,会反过来偷取剥夺者的东西。

古希腊剧作家们,借助于把“悲哀的悲剧智慧中所升华出的悲伤”,替换为“在释然的喜剧笑声中所升华出的冲突”,来寻求实现平衡。悲剧与喜剧必须一起上演。狂欢(kómos)(因而“喜剧”)是“受到集体热情感染的人群”(最初是微醺的青年人在夜晚游荡于街道)。喜剧的平衡,包括把破坏性嘲笑转变为一种明智且善意的微笑。

但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中,笑声无法被微笑所救赎。作为该悲剧观众的我们知道:埃阿斯的心理是可笑的——缺乏“内省、好奇、女性敏感”。埃阿斯的心理实际上是空虚的。既然自然法则要求:空虚要被填充,则在他的心理中就出现一种感觉——有事要发生。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奇事物,虽然其心理有所顾忌,但也信任之,因为这正是其需要的。当心理等待这一新奇事物,其焦虑逐渐增强。最终,心理简单者将会如此:只要被提供一个敌人,就会自相矛盾地使得他感到更平静;更确切地说,是感到在交战中,使得他感到更平静。因为到此阶段,在他眼中,那二者之间并无差异。重要之事是,不再“不得不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不再必须做出可怕的尝试理解之努力。偏执逻辑的简化机制将能够流畅地起作用:敌人的在场解释了一切。“存在一个阴谋”之怀疑已经变得确实。

雅典娜把埃阿斯叫出他的帐篷:“埃阿斯,我的朋友,这是我第二次叫你…………但是告诉我,你是否让希腊勇士的血湿润了你的剑?”“这是我的自豪,我不会否认它…………现在,他们不再能够污蔑埃阿斯…………让他们试试,既然他们死了,试试拿走我的战盾。”“莱尔提斯的儿子怎么了?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是我的受欢迎的客人,就在那里,在锁链中。”“你会怎样对待他?”“首先是鞭打。让他后背血淋淋地死去。”然后,埃阿斯返回自己的帐篷。 雅典娜本来并不真的想与他说话,只是把他指给奥德修斯看。场景结束于后者与女神的一个短促对话。这个对话不再涉及埃阿斯,而是涉及每个人类的命运。

埃阿斯似乎过着一种公正的生活。然而一瞬间,他的存在被神灵毁灭。我们是阴影,会被一个随意的手势抹去。绝不要因你的所是而自豪!奥德修斯承认:当我为敌人的命运哭泣时,我也是为我自己。

夜晚结束了。光明返回海滩,返回意识海岸。埃阿斯的情人塔美莎(Tecmessa)听说了这场对动物的屠杀,但不知道它们属于何人。埃阿斯的水手们齐声说知道它们属于何人,但不知道何人杀死了它们。塔美莎与水手们交换信息,获得其所需要的情况。从而,悲剧真相完整了。

看到那血腥——鲜血及动物残体——埃阿斯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塔美莎告诉了他,其作为勇士的荣耀,现在也被粉碎了。那荣耀被嘲笑包围。最强健的手臂向山羊及羔羊举起它的长剑。这样的处境是不堪忍受的。“看看一波致命风暴是如何围绕我飞旋、压倒我的…………在这里杀死我,在这些动物中间。” 但是,最无法忍受的是他的敌人正在嘲笑他。

只是在这场杀戮之后,他才开始从偏执与妄想中重新清醒:所以这重新清醒并没有令他解脱,而是把他锁入一个永恒的懊悔之狱。

埃阿斯让塔美莎把他的儿子带来。他温柔地向他说话,表达自己的希望:他将拥有父亲的品质,但比父亲运气更好。塔美莎向埃阿斯说话,提醒他家庭的甜蜜、生命中确实的内容、爱的甜蜜。这些东西都受到“关系”的滋养,存在于“关系”中:如果他死去,她及孩子也会只剩下悲哀及羞耻。但这些是人类的话语,由生活在复杂人性之中的人类一员说出。这种话语更是与埃阿斯格格不入。

首先,埃阿斯不是生活在人类中。他独自生活,沉浸在怀疑中,沉迷于一个孤立观念。生活在人类中的一个人,是生活在“联合起人类”的集体责任中的:共同的价值,例如对家庭的尊重。但是生活在怀疑中的人,不是生活在人类中,而是生活在敌人中,其面对敌人的唯一责任,是击败他们。

并且,埃阿斯在自身中否定我们称之为“女子气”的全部心理特质。他无法理解一个女人,也无法从自己的意识中提取战争情绪之外的任何其他情绪。索福克勒斯以清晰的象征,叙事地表达出这个情境。如同在迈锡尼人(Mycenaean)的社会中经常发生的,塔美莎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后来成为埃阿斯的情人,以及他儿子的母亲。但是,埃阿斯仍然把她当作奴隶来对待。他给她下命令。他在她身上寻求某种安慰,但没有“与她对话”之概念。或许,他会发现这是不体面的。正如他与这女个人的关系是强迫的结果,他与自身人格的更女性部分的关系,仅仅是一个“力量与支配”之事宜。那些部分必须臣服于男性意向——即仅有的被允许显现的自身意向。埃阿斯不感兴趣于“寻求纽带”的女性意向,不感兴趣于美感或情爱,不感兴趣于遭遇或仪式:他不感兴趣于“伯里克利(Pericles)所说的、被希腊人创造出以便从生活中驱逐出悲哀”的东西。

在如此大的痛苦之后,该悲剧似乎被净化了。 埃阿斯令我们惊奇,他明智地向自己讲话。他说,我们必须尊重家人的感受,做有利于家人的事。每个事物都是相对的:风暴随后是平静;夜晚随后是白天;夏季随后是秋季。于是,人必须想到:敌人能够变为朋友,朋友也能够变为敌人。

埃阿斯本来最想从希腊人接收到阿喀琉斯的武器作为礼物:来自他自己的人民。然而,他从一个敌人,赫克托耳那里接收到自己最后的礼物。这是有意义且具象征性的:因为埃阿斯的心理,仅仅在他与一个对手的关系中,才向某个事物开放,才接收一个礼物,而在友谊或情爱的关系中则不会如此。在一次高贵的决斗后,埃阿斯把自己的腰带给了赫克托耳,后者则把自己的剑给了前者。 埃阿斯说,他将把它埋葬在海滩上的一个隐秘地点。他并且说,接受朋友的礼物是可耻的。但是我们作为其话语的听众,并不那么确信它就是可耻的。

这些话语在观众中激起分裂、矛盾的感受。悲剧反语,正如其使命,是在“敏感的对比阐释”的语言中,表达其自身。

埃阿斯不再谈及死亡与血。或许他是在与命运和解?是否他暗示感受到与自身的和解?是否他放弃了自杀的想法?埃阿斯的话语是暗示、歧义的。悲剧经常使用这种语言,为我们制造出悬疑。但在此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埃阿斯的疯狂,是孤寂且怀疑的疯狂。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如它那样行为:捡起其线索、承认我们是局外者,进入它的“暗指、歧义、间接牵涉”的逻辑中,而非尝试跟随它明言的论证。

人性自身有可能已经缓慢渗入了埃阿斯,这使得他更仁慈地看待自己的家人、自己高贵的敌人赫克托耳,以及他的盟友兼朋友奥德修斯、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因为感受也应当交替,如同季节。仅有一个孤立情绪的人,是不自然的孤独:如果他返回人类社会,他将恢复交替的愤怒与爱意。

但他的话语,也可能是自身已经彻底地听天由命于怀疑及死亡之人的话语:因为,在揭示真相之后,埃阿斯的最大死敌就一直是埃阿斯自己。在他简单、直率的世界中,必须有一个要被消灭的对手。并且,在揭示出他巨大的、可笑的过失之后,羞耻及荣耀要求过失者被消灭。埃阿斯说:“人必须或者荣耀地活着,或者荣耀地死去;那是勇敢者的责任。” 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这个人是否是一个人——因为使他活着或死去的那些法则仅仅牵涉他,而非牵涉一个团体、一个情绪纽带。

这个悲剧很快使我们清楚:那剑必须被埋入海滩中,以便某个事物(不是一个人,而是海岸,即大地、人在死去时所返回的自然)会牢牢地握住剑柄——当埃阿斯跑向它而刺穿自己之时。剑的剑柄必须被埋葬,以便后来埋葬剑的主人。到这时,我们知道,先前对那些全部交替之物的颂词,都是颂扬有限性,但也是颂扬死亡。埃阿斯已经独自伴随自己的死亡,并且看到身边只有短命之物。

当英雄沿着海滩走开,一位信使到达。他提醒我们:事物的短暂性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先知卡尔卡斯(Calchas)曾说:雅典娜像其他神灵的情绪一样易变,她的盛怒将仅仅纠缠埃阿斯一天。如果他在今天苟且活着,到明天他就将自由。

今天,女神仍然愤怒,因为埃阿斯冒犯了神灵们。当他离家时,父亲曾催促他:“我的儿子,要渴望凭借长矛获胜,但是要始终凭借神灵的帮助去获胜。”而当时他的回答是:“父亲,凭借神灵们的帮助,微不足道的人也能够赢得胜利;我自信于即使没有神灵,我也能够赢得荣耀。”而在一场战斗中,他对前来鼓励他的雅典娜说:“女神,去帮助其他希腊人吧!我就在那里,敌人不会过去。” 这些是人性手段之外的意念,一位神灵无法接受它们。

结局到来得非常迅速。傍晚之前,埃阿斯把剑和自己的命运埋入海岸。他向海滩及身边的自然告别:他没有向自己的同伴们说再见。他请求神灵们让他的兄弟透克洛斯(Teucer)找到他的身体,并让阿伽门农及墨涅拉俄斯受到惩罚。然后他杀死自己。怀疑、孤独、唯一的目标是追求在战争中卓越,这些使埃阿斯的心理千篇一律:甚至在告别人生时,他仍然希望别人死去。

赫克托耳曾尝试让生命对抗死亡。在严酷的史诗世界中,赫克托耳是最有人性的。他是强大的,凭借其利剑而非常强大,但他握剑时,他有感受。在《伊利亚特》(Iliad)的勇士中,唯有他的战斗不是为荣耀,而是为保护特洛伊城——其女人及孩子——免于希腊人可能带来的杀戮。赫克托耳没有幸存,但他的感受继续存在,因为他击败了孤,以及与之相伴的怀疑。因此,赫克托耳的剑是一个巨大象征。但是,埃阿斯把它的剑柄插入大地,把它的剑身插入自己的胸脯:他倒转使用那把剑。在每个时代的偏执者中,象征性过程的逆转,都是一个悲剧性重现:在装备有怀疑的心理中,象征的创造力变为破坏性、“生命赋予”过程变为一个死亡过程。历史比精神病学提供了与此有关的更多证据。

埃阿斯重新获得其荣耀,但自杀了:他藐视别人的注意,而在过去,当他极度想被赞美时,那或许是他无意识所寻求的。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决斗中,埃阿斯与赫克托耳被二人的死亡命运联系在一起。赫克托耳被归入特洛伊人,这些人注定要被击败及杀戮;而埃阿斯,则由于他拒绝认同注定要成为胜利者的希腊人。

他们所交换的礼物,变为死亡的附属物。赫克托耳的剑,曾用来保卫特洛伊城的孩子的生命,现在为埃阿斯带来死亡。而阿喀琉斯从被击败的赫克托耳的身上夺去了埃阿斯的腰带。他用它把那特洛伊英雄捆绑到自己的战车上,使英雄成为一个凯旋动物,然后拖着他疾驰,如此折磨他至死。

剧终之前,还有几个场景。埃阿斯的同父异母兄弟透克洛斯出现,来安排神圣的葬礼。塔美莎伏在自己所爱之人身上,绝望地大哭。对这个无力去爱的人,我们也感到怜悯,几乎感到爱。如果他不去公然反抗神灵,而去尝试拥抱人们,又会如何?但或许无人曾拥抱他,即使是象征性地拥抱。透克洛斯惧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埃阿斯的父亲忒拉蒙(Telamon):“他甚至在快乐时仍不能够笑。” 于是,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个巨人是在何种冷酷的家庭中长大的,何种情绪之冰霜滋养了他的怀疑,使得他成为一个情绪侏儒。

阿伽门农回忆起:造就出一个男人的,是心理力量,不是身体力量。 他试图阻止圣葬自己的兄弟墨涅拉俄斯——墨涅拉俄斯曾想杀死他们。让狗和鸟禽撕碎他!

这时,只有奥德修斯,即埃阿斯最强硬的对手,出面干涉。奥德修斯知道:死亡在等待他们每一个人。在它面前,葬礼是最后的脆弱救赎。他意外仁慈地恳求不要拒绝给他这些仪式,并说服那两个希腊人不冒犯死者、不冒犯死亡本身。

第3页 :中文序:偏执狂,人类的噩梦

偏执狂,人类的噩梦

“偏执狂”,普遍而又特殊的精神疾患,已带给人类无限灾难。

说其普遍,偏执狂之偏执与妄想确属常见,即使对于尚不明了的“偏执狂”,人们也早已不以为然;说其特殊,是因为临床诊断称其为“罕见”,病因不明但又早已侵入至人格失调(偏执性人格失调)、精神紊乱(偏执性精神病)和诸多妄想症(偏执迫害妄想)之中。

于是,普遍而又特殊的偏执与妄想、迷失性偏执与迫害妄想,以及过度的强迫、恐惧、嫉妒、猜疑、自恋、自欺、自大等,衍生为一种“偏执狂”。然而,偏执狂,又不仅仅是个体的临床疾病,一些典型的偏执狂,例如希特勒、斯大林,其个人的偏执与妄想已祸害人间,如恶魔乱世,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噩梦降临。

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对其进行了解。不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都可能受偏执狂的奴役,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成员。

而这正是鲁格•肇嘉在其《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中的努力。作为资深的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从临床入手,去探索偏执狂的心理原型,溯本求源,以揭示其在文化与历史深处的存在,同时面对现实,剖析偏执狂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偏执狂”(paranoia),来自希腊语“παράνοια”(疯狂),由古希腊语的“παρά”(para)和“νόος”(noos)组成,前者具有“偏离”“旁边”和“超出”的意思,后者表示“心智”和“思想”。于是,所谓“paranoia”要表达的本义,是“心智的偏离”。后来,“paranoia”成为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的专业术语,也即我们目前所用的“偏执狂”。

鲁格•肇嘉在书中的“自序”,是从古希腊的剧场开始的。“借助神灵,无名小卒也能凯旋;既无神灵,我自信也能获得荣耀。”这是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在表达其超凡壮志。正是埃阿斯,成为鲁格•肇嘉分析偏执狂的重要原型。由狂妄自大折射自卑,滋生嫉妒和猜疑,激发报复之心,导致滥杀无辜,在自恋中迷失自己,以至于精神错乱而自杀身亡。

在《埃阿斯》的悲剧中,已在酝酿后来偏执狂的雏形。自我欺骗,一意孤行,偏执狂的陷阱也由此形成。

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书中所分析的重点个案。他们有着偏执狂的共同特点:自恋、自大,嫉妒、猜疑,僵化、冷酷,充满偏执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貌似适应良好但内心总是阴影笼罩。然而,本书不仅是对其个体病理的分解,而且是对其“主义”与社会影响,或称之为群体偏执狂的剖析。在鲁格•肇嘉看来,相对于个体偏执狂,群体偏执狂更属一种变态行为,类似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疯狂破坏文化与文明,残酷消灭臆想中的敌人,不管是其作为一个种族还是一个阶级。例如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斯大林要消灭地主或资产阶级,波尔布特要消灭其红色高棉的反对者,手段残忍得无以复加,都几近种族灭绝,犯下极端的反人类罪行。然而这种社会的偏执狂行为,往往披上貌似被群众认可的仪式或群众运动的形似,遮掩其本来的罪恶。偏执狂的妄想也被称之为迷失与蒙蔽,一种自欺欺人的迷失与蒙蔽。希特勒曾提出“千年德国”的展望,极力宣传其存在与延续的合理,但所谓千年只是画饼充饥与自我欺骗。鲁格•肇嘉在书中说,“他没有时间去等待时间,并且,他凭借暴力而泯灭了时间。他的12年统治只是1小时,白痴的1小时。”如同所有的说谎者,偏执狂似乎也知道等待和时间终会暴露其欺骗本性。斯大林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偏执狂是有临床背景的。1927年,斯大林曾约见当时俄国最著名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Vladimir Bekhterev),会谈后别赫捷列夫告诉其助手:他极为忧虑,因为国家领袖患有一种严重的偏执狂。悲哀的是,从那以后,别赫捷列夫便消失了,不仅莫名死去,而且从书籍期刊上消失,不仅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已有的也被替换,从此被销声匿迹。

偏执狂大多标榜自己的优越性,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以及波尔布特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偏执狂,受其系统性偏执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和自大妄想的驱使,都几乎绝望地纠缠于自己所臆想的敌人或敌对势力。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所臆想的敌人,则自己和自己所攫取的权力就不复存在。所谓“阴谋论”,凡事存在阴谋,便是典型的偏执狂逻辑。同时,偏执狂也有其“迫害妄想的投射”(persecutory projection),一种分裂性的投射,将其自身的恶行归咎于其臆想的敌人,试图证明自己的正当以逃避罪责。于是,所谓阶级斗争甚至种族灭绝便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以至于人性泯灭、良心尽失、灾难无穷。从鲁格•肇嘉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临床范畴扩展至历史事件,我们将恐怖地发现,在最近的百年中,整个世界都不时遭受“偏执狂大流行”的影响,不管我们是否看到,是否意识到这种影响。

尼采在其《善恶的彼岸》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个体中,疯狂是一种罕见事物,但是在团体、党团、人群、时代中,它是惯例。”或许,类似的疯狂,偏执狂的疯狂,唯有放大或凸现的时候,才会如此触目惊心,犹如人类的噩梦。

然而,更需要当代人反思的是,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将不把偏执与妄想视为一种疾病,而是视为一种“在场”于每个人之中的可能性。这个心理特性或许也能够出现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们内心的“小希特勒”。

作为荣格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在这里是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作为剖析偏执狂的方法与应用。如同开篇就描述的埃阿斯,以及书中重点剖析的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这种与“原型”(Archetype)有关的表现。而所谓“小希特勒”,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阴影”(Shadow),可能隐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由于我们(意识自我)不愿意面对它,不能正视它,或没有勇气面对它,甚至没有勇气承认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成为我们内部的阴暗存在,阴暗心理的聚集,伺机而动。也如鲁格•肇嘉在书中的分析,轻度的偏执与妄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属常见,它就在大街上而并非是在精神病院中。这样的偏执与妄想潜伏于很多人的内心,比如凡事找借口,拒绝承担责任,总是把错误与恶行归于别人,还比也如缺乏信任、凡事猜疑、自恋自大、自欺欺人…………其背后,都可能与潜在的偏执与妄想有关。

鲁格•肇嘉在其著作中要梳理与分析西方历史与文化中的偏执狂起源与影响,他也坦承,对于有关的东方背景他尚不十分了解,为此我们也多有交流。我告诉他,既然用了荣格的原型,那么,《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心理分析,同样适应于东方背景的社会与文化。在我看来,从夏桀、商纣到秦始皇、朱元璋…………类似的偏执狂本来也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同样具有滋生偏执狂的土壤。历史中的偏执狂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延续的生活现实。于是,我们也就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去面对内部的“小希特勒”或“阴影”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两头狼,一头代表贪婪、强迫、嫉妒、猜疑、自恋、自大、偏执与妄想,另一头代表责任、勇气、宽容、善良、自知与自觉、理解与智慧。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哪一头会长大呢?曾有智者回答:“长大的是你去喂养的那一头。”

据说,这是一位年迈的北美切罗基人在向其子孙传授人生的真谛,其中已包含了心理分析的奥秘。

若是说压抑和束缚导致了精神疾患,正如精神分析早期个案所揭示的事实,那么,表达与自由(例如自由联想法)便是治疗的努力;若是说冷漠、贪婪、恐惧导致了人格分裂,那么,亲情、宽容、勇气便是一种治愈;若是说自恋、自欺、自大孳生了偏执与妄想,那么,自知、自觉、自明便是疗愈的希望。

在我的微博(@荷永)上,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置顶:“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战场就是人心…………”何去何从,唯其自己。

我与鲁格•肇嘉是挚友,曾一起在瑞士爱诺思(Eranos)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演讲,旨在发挥心理分析之社会文化的意义。我也曾为其《父性》撰写序言,自其出版以来已产生广泛影响。他的这本《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是对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纪念。莱姆金以其对“种族灭绝”(genocide)的研究,促使联合国通过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公约(1948)。维护人权,尊重生命,防止极权暴力的灾难,鲁格•肇嘉是在心理分析领域继续了莱姆金的努力。《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出版,就是为了防止人类偏执狂噩梦的重现。在这种意义上,这本《偏执狂》便是一部醒世录。

申荷永

心理分析师(IAAP)

沙盘游戏治疗师(ISST/STA)

IAAP 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

第4页 :第十一章 向西,再向西

第十一章 向西,再向西

你与你所埋葬的这些野蛮敌对者有云泥之别。你的敌人来自一个奇特的种族——人类与猿类的杂种。如果文明继续存在,我们就不得不坚持到底。我们必须灭绝这些日本人。

——托马斯•布莱梅(Thomas Blamey)将军

1942年12月25日

如果在战时对平民生命及财产的任意破坏仍然是非法的,那么,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的近似于纳粹领袖指示的手段。

——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

在东京战争罪行审判上的发言,1948

对一个低劣种族的战争

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本加厉的继续。然而,在太平洋进行的则是另一场战斗。以上两段引言的第一段证实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布莱梅是澳大利亚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边疆冲突、印第安战争和种族之间战争的继续,它在全体人民的无意识中,经常调动起一种偏执的不信任及种族灭绝的冲动。今天,这看起来几乎难以置信。但是在战争期间,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同意。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William F. Halsey)曾经说:“仅有的好日本佬是一个已死了6个月的日本佬。当我们到达东京,我们将在东京的曾经所在(“where Tokyo was”,暗指东京届时已消失)举办一场小型庆祝会。” 他从不曾放过任何机会,称日本人为“愚蠢的动物”或“猴子”。

不断向西推进边疆,曾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不变的特点。当针对日本的战争开始时,美国的外围已经到达夏威夷(这场战争之后它确实被归入美国,成为联邦的第50个州)。凭借战斗,边界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逐渐逼近日本群岛。

不同于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日本人被描述为这样一个种族: 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与文明甚至人性格格不入。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期间,不同于德裔或意大利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全体被限制到集中营里,正如保留区里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是承担个人责任,而是承担“遗传”责任,对他们的拘禁是一种预防措施。从太平洋寄给菲尼克斯市(Phoenix)女职员的日本人颅骨, 以及战后收集人类遗骸的习俗,都有直接的先例,像华盛顿军医博物馆(Army Medical Museum)这样的官方机构收集“印第安人”颅骨。19世纪后半期,它从驻守边疆地区的士兵那里得到了2000个。

在西征期间,剥头皮(scalping),即从被击败的敌人脑袋上割下一部分带头发的皮肤,是惯例,土著人和白人都这样做。通过割取敌人身体的一部分,使其去人性化,意味着他如同一个动物,其遗体是战利品,可以用来做家具。在太平洋战争中,人体部分的清单变得特别冗长:美国人割取手掌、眼睛、颅骨、带发头皮、金牙,以及死亡的日本人的其他东西,有时甚至取自活人。 骨骼被制成饰物。用日本人骨骼制做的一把裁纸刀被作为礼物送给罗斯福总统(他拒绝了)。

同盟国在欧洲前线的宣传,主要谈及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不攻击任何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但在太平洋战争中,则使用贬意措词“日本鬼子”(Jap)。 欧洲的宣传招贴画所描绘的是纳粹—法西斯主义领袖或希特勒本人或墨索里尼本人,而在太平洋战争中,则用非常显著的种族特征描绘“日本鬼子”。这种讽刺漫画故意混淆人类形象与猴子形象。

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全面战争

日本人几乎不理解战俘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军事伦理中,你要战斗至死。对于被杀死者,敌人要向他致以无疑充满矛盾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们极为藐视任何投降者。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中,每有一个同盟国士兵被杀死,就会有4个同盟国士兵被俘虏。与此对比的是,每有一个日本士兵被俘虏,则有40个日本士兵被杀死。所以,同盟国士兵被俘虏的概率是日本士兵的160倍!顺便一提,这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数字似乎推翻了人们认为日本人杀死任何投降者的成见。 然而他们自己战斗至死,有点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他们所受到的服从及自我牺牲的教化,无疑远远多于西方人。但是,偏执狂宣传必然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还有同盟国格外残忍的传闻:84%被俘虏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投降后会被杀死。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所使用的口号也是边疆战争的延续。所以,美国军队最终不如在欧洲前线那样自律,而是像在美国的远西区那样残忍。常见的做法是杀死俘虏、伤兵、医院里的病人和救生船上的幸存者。 如同第7章及第10章开头所提及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惩罚德国,对德国潜艇的攻击已经扩展至对全部船只,甚至驶往英国的商船。伍德罗•威尔逊在给国会的战争咨文中,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点:

有一瞬间,我无法相信:至今都同意文明国家的人道主义政府事实上会做出这种事情。现在的反对贸易往来的德国潜艇战争,是反人类的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事领袖也对人性宣战。他们认为,击沉驶往日本的任何船只 ——甚至医疗船,都是正常的。

海军少将罗伯特•卡尼(Robert Carney)坦率地声称:“我们与日本人的一些医疗船发生冲撞,有些船沉没,另一些无法识别,还有一些因为毗连真正的军事目标而遭池鱼之殃。”总之,他相信它们的沉没无关紧要。但是无论如何:

过分担心这些事件似乎是不必要的高尚。日本人的医疗船无疑被用于非法目的,它们是在治疗我们最初攻击中未杀死的人。被治好而复职的任何人,都可能让我们许多人付出生命。

如同希律王对待那些可能长大成人的儿童,这个海军少将预防性地对待可能恢复的伤病者。对于卡尼来说,攻击医疗船是必要的“先发制人防御”。他是第三舰队的指挥官,但他研究了费德鲁斯(Phaedrus)寓言中的战略。狼对羔羊说:“我要吃掉你,因为无疑你诽谤我。即使你不曾,在将来你也可能诽谤我,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撕碎你。”医疗船所承担的错误,可能来自“循环论证”的起源,也可能是它的结论,随便你怎么说,就不要让它们浪费时间了,因为卡尼已经决心杀死船上正接受治疗的病人。

带着结束战争的观点,“好的德国人”与纳粹分子被区分开。然而在太平洋战争中,先前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仍然流行,正如过去习惯于说的,仅有的好印第安人是已死的印第安人。现在关于日本人,也有同样说法。

甚至40%的美国随军牧师相信:杀死被俘的日本士兵是合法的。一位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设法排除杀死了无防卫俘虏的罪责感。 194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美国士兵不假思索地接受命令,他们相信为了实现和平有必要杀死全部日本人。

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公众人物的说法,显然无法构成一项实际的计划,却能打动头脑简单的人。依据总统儿子艾略特•罗斯福(Eliott Roosevelt)的说法,约一半日本人需要被消灭;依据海军上将哈尔西的说法,是大多数日本人要被消灭;依据军事人员委员会主席的说法,是每个日本人要被消灭。 甚至在纳粹德国,也从来不曾有人希望有一次种族大屠杀。偏执狂前后摆荡地放大了信息。这些威胁性的美国幻想,被进一步鼓吹,到达日本而成为谣言。似乎不可能想象到更夸张的东西。但是,更匪夷所思的“传闻”在日本流传着:同盟国在消灭全部本地居民之后,会只留下5000个漂亮女孩,她们将充当旅游者的导游——他们会把那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国际公园。

先发制人攻击的错误盘算

是什么不通情理的逻辑,导致日本去攻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攻击地球上其余的一半?日本无疑正在扩张,并且已经拥有相当现代化的军备。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强国,无法与德国相比,更不必说美国。甚至在战争开始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就是日本的10倍。 况且美国还拥有巨大的潜力。在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一半。 日本与美国作战,但同时也与大英帝国作战,与他们之间的每个国家作战——比如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尼西亚。英国确实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在亚洲,它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军,仅仅在印度就召集了250多万士兵对抗日本。

此外,当日本攻击美国时,他们已经陷入一场似乎永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的战争中,中国当然不是一个现代对手,但其巨大的人口及领土,使得在10年之后,日本仅占领了其一小部分。所有新的前线中,日本仅在中国的前线就持续派遣了一半多的兵力。 总之,日本不断用其右手与中国作战,同时用其左手对抗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亚洲的其余部分、大洋洲,以及各殖民帝国。产生这种侵略妄想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者的军国主义膨胀,但也在于包围妄想(the delusion of encirclement)。

不是每件事都是偏执妄想。在20世纪,日本殖民了几个亚洲大陆上的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鼓吹这是日本的自然扩张,但它对自己是一个群岛国家也非常有自知之明。几个世纪中,它因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而自豪,也因一种与世隔绝的感受而自豪。这种“分离”感,在任何意义上,都非常不同于西方。“分离”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称的歧视及种族主义,虽然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情形。长期以来,日本既不渴望新财富,也不渴望进步,它只渴望稳定。

隔离的不可能性

1853年, 美国海军的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出现在东京湾。他展示了自己四艘巨大军舰的大炮,向日本提出一系列要求,这是无意识地重复了西班牙人的占领声明。就这样,他一枪未发地赢得了第一次太平洋战争。当佩里到达时,日本已经拒绝与世界的所有关系长达两个半世纪。船只建造被禁止。 半封建的政府只拥有对付内部问题的武器:少量的古老火绳枪,除此之外,他们已经恢复使用刀剑。日本给予佩里他想要的一切,并开放国际贸易。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那时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日本仿效了西方,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几乎就要赶上他们了。日本的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帝国政策而言,它仿效了美国的西进扩张及欧洲向非洲的渗透,向亚洲大陆派送军队并且殖民。但是,它无法解决地理环境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群岛。由于缺乏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现在它还是依赖航运。它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基于对航运封锁的恐惧。美国反对它新的占领,于1941年7月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

包围的恐惧

同年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发出一份被视为最后通牒的外交照会,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财产,要求日本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兵力。 这时,如同我们在各种情境中已经看到的,“绝对的轻率”笼罩着军队。帝国海军指出,即使舰船不行动,它们也每小时烧掉400吨燃料。如果没有新的供应来源,储备燃料仅够维持6个月,所以战争越早爆发越好。这个表面逻辑否认了一个实质性的事实:日本约1/3的进口,包括石油,都是来自美国。 荒谬、骄傲的惯性推动他们去打击自己最依赖的敌人,给自己的脖颈套上了一个套索。有必要迅速开始战争,但由于缺乏持久战争的资源,也有必要更迅速地结束战争。

美国舰队确实展开了包围圈。日本军事指挥部的偏执不在于猜测到这一点,而在于幻想能够用军事行动打破它。如果日本指挥部无法通过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而在大陆获取足够的原料,面对倍增的敌人,它又如何能获取它们?偏执狂不仅用全能这种偏执通常所带来的结果蒙蔽军方,而且也因为它们的荣誉信条使他们的推理僵化。军队首领东条英机(Tojo)不仅确信会获胜,而且认为如果不发动战争,日本会在仅仅两年或三年内被征服(所以他把美国的政策视为针对他国家的阴谋),而如果发动战争,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更持久的前景。

第5页 :基于轻率的战略

基于轻率的战略

日本不加选择地在全部前线上发动进攻,没有任何真正的长期占领战略。 这么做把偏执狂领袖的不幸推向了极端。进展如此迅速,使得发布命令的指挥官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在供应方面。它的成功是基于一个严苛的计划:简单、无休止地重复进攻。由于明显的地理和经济原因,这场战争的目的不可能是征服整个大英帝国和美国,而只能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部分地占领有可能通过谈判得到他们的承认。尽管如此,战争开始时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计划,政治始终是军事集团的人质。它表面的力量存在真正的弱点,不仅是战略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占领的辽阔地域使得无法防卫),而且是心理上的。荣誉规则对于军事集团来说是神圣的,涉及深刻的僵化,这恰恰背离了与敌人达成某种妥协并且尽可能摆脱战争所需的灵活性。

日本人要靠自给自足来发展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2011年的海啸及其核电站的脆弱都表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确保这个国家获得必要能量资源的仅有方式也应当是对话及商业谋略。如果将经济和技术发展灵活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即使缺乏原料,也能够把日本带向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繁荣。就像在1945年之后所实际发生的,日本走上了那条道路,于是很快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人均生产值甚至超过了美国。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基于扭曲的心智所形成的外交政策妨碍了这种明智的远见。日本被想象为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这种优越感是其国际扩张的坚定的深层次假设,但是也恶性循环地成为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保障它的手段,甚至纳粹德国也关心如果日本胜利了,可能会做什么。

以不得当且无耻的方式发动攻击,使事情变得无以复加地糟糕。就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政府应当会收到一份最后通牒,紧接着应当收到一份宣战书。但是,在炸弹已经开始落下之时,美国政府才刚刚收到前者。经历了过度保密和不信任,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除了一份密码电报的线路外,其余的已经全部停用。工作人员被减至最少。宣战公告最终准备好。但是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约见,日本大使野村(Nomura)又因为迟到而不得不打电话向赫尔道歉。

我们已经看到,偏执狂领袖是如何凭借自己的闪电攻击,突然袭击对手并且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在短期内使得他看上去似乎不可被征服,并且使追随他的群众的偏执迅速倍增。希特勒就是那样,但日本军队甚至更令世界惊讶。他们不是像德国那样每次在一个前线上实施“闪电攻击”(Blitzkriege),而是在全部前线上同时突破。他们在珍珠港击沉美国舰船的同时,也正在香港和马来西亚登陆,然后把美国人驱赶出菲律宾,占领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太平洋诸岛屿,甚至到达阿留申群岛——美国阿拉斯加的天然延伸部分。

突袭圆满到极致。以新加坡为例,这个岛屿筑有防御工事,军事专家认为它几乎坚不可摧。然而日本人不是从海上来,而是从另一边到来,那里不很宽的海峡把这个城市与大陆分隔开。没有人料想到他们会从那个方向来,因为如果他们从北向南而来,就首先不得不穿越马来西亚,那里被森林覆盖,只有很少的道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每个日本师团都为自己的士兵提供了秘密武器:6000辆自行车。 士兵每天骑行多达20小时,当他们到达时,许多人几乎都无法行走。但是,有偏执的传闻为他们开路:几千人骑自行车的沙沙响声,曾被误认为是远方隆隆的坦克声。虽然日本人登陆时会受到防御工事的扫射,但他们的攻击波并没有停止。如同之前的香港,新加坡仅仅抵抗了几天。军事理论认为,从暴露的位置出发,去占领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岛屿,所需要的力量应当是防御方的几倍。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只有3万多骑车的日本士兵,而新加坡驻军可能有10万人,并且有强大的炮兵部队。 城市一旦被占领,日本指挥官就要求负责投降的英国代表团升起英国国旗和白旗。那些照片传遍亚洲及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向一支非白人的军队投降。在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想象中,这意味着欧洲人统治的衰落。尽管日本人后来战败,但这个感知都无法撼动。

怀疑和错失良机

新加坡成为历史上“最难以置信的战败”之一的代称。 从欧洲殖民中解放出的国家,热情直冲云霄。日本“解放者”的暴行不久就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想法,但亚洲人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统治。

日本的宣传机构尝试利用一切机会征召当地军队,要一劳永逸地赶走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甚至在早已是日本殖民地却无法分享这种解放经历的国家,也有大量的志愿者:1939年至1941年间有70多万韩国人,1942年有42.5万台湾人。

但是,日本指挥官能否信任迅速加入并壮大自己军队的这些昔日殖民者的奴隶?他们是否会突然甩掉不信任,甩掉已经持续几个世纪的孤僻心理及对包围的恐惧?由于深切的心理原因,日本倾向于不给予这些新盟国太多回旋的余地。新的缅甸独立军接收了20万志愿者,但日本人把它限制到仅4000人。 他们同样吝啬地对待印度国民军——这本是可以成为潜在的印度军队之最初的核心力量,用以对抗英国。因此,日本错失了良机。日本征服的国家,没有变为随着每个新胜利而增长的猛烈雪崩,而是变为越来越限制日本自身行动的沼泽地。

朝向原子弹

播种在相似的大地上的偏执狂种子,导致美国使用了原子弹。经常被询问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使用这个武器打击欧洲国家?早在1943年5月5日,军事政策委员会就决定,将炸弹投到日本,而非德国。这个决定不是出于战略考虑,而是为了保密——官方政策仍然是基于欧洲优先原则,即首先要打败德国。据估计,因为德国对核裂变有深入研究,如果炸弹没有爆炸,他们就能够找回它的部件进行研究,并从中受益。

据说,在爆炸之后,这一大屠杀防止了战争的继续,原本会有更多的生命付出代价。然而,如果我们重读支持投掷原子弹的论证,我们无法分辨,只能自问:我们使用它是因为它是一种较轻微的邪恶(尽管有观点认为,它还是引起了一场大屠杀),还是“部分地因为”它会导致一场大屠杀。正如前文提及的,种族主义偏见早于暴行的出现,并且自主地继续存在着。 当全面战争使得太平洋充满恐怖之后,借助起因倒置,双方所犯下的暴行追溯性地证实了最初的偏见。暴行主要是种族偏见的结果,但现在成为证明其正当性的前提。

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所投入的金钱总量、技术人员及生产场所的数量都是如此巨大,当时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能够提供如此的条件。然而之前,它的政府一直异常地“不偏执”,一直在远方不以为然地观察法西斯主义,但没有大规模地参与军备竞赛。爱因斯坦写了几封信件给罗斯福,催促他在原子弹的竞争中打败希特勒。这是少数几个学术获得政界倾听的案例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意外去世,美国副总统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被任命为总统。1945年4月12日,他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着人类历史中最有力的“东西”,几乎随时可供差遣,然而他仍对它一无所知。保密工作如此严密,以至于只有国家的绝对首领才知道,其副手都不知。

在某种意义上,杜鲁门受到了震惊,并且再没有完全从中恢复过来。这位新总统,对于运用原子弹毫无准备,也没有国际政治经验,而欧洲的其他战胜者期待他去讨论结束战争。他尝试通过推迟自己与丘吉尔及斯大林的会见来抵消自己的两个缺点,直到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首次进行了高度保密的原子弹试验。

蔓延的狂热

1945年7月15日,德国刚刚投降。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杜鲁门被告知,试验爆炸的结果超出了所有预期。工程的现场实施主管、副指挥官托马斯•法雷尔(Thomas Farrell)的报告对我们的主题来说特别值得关注。他说,爆炸“之后几乎紧接着就发出了强烈持久的、可怕的轰鸣声,发出世界末日般的警告,这使我们感到,微不足道的我们亵渎了上帝,大胆篡夺了原先保留给全能上帝的力量。” 这位将军不像一位军事领导,而像一位宣称已经与上帝对话的先知。杜鲁门受到了心理感染,也陷入法雷尔的狂喜中,交替出现怀疑和抑郁的状态。

18日,他写信给妻子,说斯大林已经答应于8月15日加入抗击日本的战斗,他非常宽慰,因为这意味着战争会比预期的提前一年结束,当时他似乎相信日本的投降触手可及。这使得有可能搁置使用核威慑。然而7月25日,杜鲁门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他已经决定使用原子弹,但他已经命令史汀生(Stimson)只轰炸军事目标,不轰炸女人及儿童。

这又是一个轻率主宰了心理的情况,荒谬的目标一致和因果倒置如此鲜明。美国人狂热地制造原子弹,部分是因为害怕希特勒会首先制造成功,部分是因为这种武器可能缩短战争。但是既然德国已经投降,对立面的焦虑已经缓和,在使用原子弹显示威力而结束战争之前,战争就已经有结束的可能了。

总统意味深长的犹豫不决,不仅与他在欣快与抑郁之间摇摆的心境有关,而且涉及美国的总体政策。杜鲁门坚持官方路线,坚决要求斯大林尽快进攻日本,加入结束战争的努力中。但是,那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应对作为战胜者的一个更大胆的斯大林的要求。在俄国反击日本之前使用原子弹,就会实现两件事情:把日本的投降完全归功于美国人,同时恐吓苏联独裁者。那就是为什么必须非常迅速地行动的原因。在运送总统返回美国的船上,总统的兴奋变得无法克制。他与新闻记者及船员谈论了据说绝对机密的新武器。

选择范围继续窄缩

参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几位科学家说,他们赞同在沙漠地区或太平洋对一个不会导致伤害的目标进行一次演习攻击,而非在城市里进行。 对于美国想要诱导其投降的日本而言,其影响不会和轰炸居民区有什么差别。传递给苏联(预期苏联会成为“热”战之后冷战中的新对手)的信息也会等量齐观。军队首领马歇尔将军甚至也表达了相似的道德疑虑。

但是,“演习攻击”的想法从不曾被严肃考虑。如同蒙特西诺斯修士的布道、本尼迪克特十五世的信件或乔治•贝尔的布道,它所使用的语言是孤立且不可被理解的,因为它与主导的集体偏执狂水火不容。军事指挥官所偏爱的目标,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战争工厂”(最广义的理解)、“使用大量工人”和“周围有大量工人住房”。 广岛(Hiroshima)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但在1945年,日本到处都是军事基地。早在1944年,其80%的国民生产是供军事用途。 就像事态变化将会证明的:美国高级指挥部最重视的是研究新武器对大量平民所产生的影响。这也不幸地成为了一个关键因素。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逃离了被纳粹占领的丹麦。他和爱因斯坦的发现为原子弹奠定了基础。他愿意与同盟国合作,如果这意味着防止希特勒首先制造出原子弹。有如此立场的他,写信给丘吉尔和罗斯福,提议对这一新武器实施国际控制。1944年,他设法私下会见了两人。当两位国家首脑会面,他们仔细审视了物理学家的提议,但并没有采纳。然而那些提议确实有一个间接结果:不信任。从这次会议纪要我们知道,随后就立刻发出了新的指示,要求调查玻尔的活动,确保他不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任何人,特别是苏联人。

广岛

相生桥(Aioi Bridge)有一个明确无误的“T”形轮廓,甚至在高空也可见。在广岛的中央,太田川(Ōta River)在流入大海之前,分成两个支流,京桥(Kyōbashi)河与本康(Motoyasu)河。在上游几米处,“T”形的两端仍然连接起太田川的两岸,而“T”形中轴连接到两河分离所形成的孤岛上。

1945年8月6日,广岛的天气非常温暖,晴空万里。空袭警报就要响起,但只有三架美国轰炸机。其中两架仍然处在观察距离处。与此同时,埃诺拉•盖伊(Enola Gay)在9600米海拔高度确认出该桥,并投下了原子弹。下落43秒后,8点15分,炸弹在原目标稍偏西南的志摩(Shima)医院上空约600米处爆炸。1/100秒后,火球直径达28米,温度达30万度。爆炸一秒之后,它的直径达280米,地面温度达3000~4000℃。 建筑物被摧毁。只有几乎坐落在爆炸震源的大商会残存下来,只失去屋顶。在半径1公里内,强光使得石头脱色,表面只有它们与光芒之间的人影,而那些人已经瞬间消失。甚至27公里远的窗户玻璃也被震得粉碎,无数碎片被射入幸存者的身体。这一年的年底, 当局推测被爆炸杀死、烧死、辐射致死的人数为14万。

第6页 :蜂谷道彦的日记

蜂谷道彦的日记

广岛通信医院距离爆炸震源约1.5公里。院长蜂谷道彦(Michihiko Hachiya)在整夜值班后已经回家。他看到一生中曾经看到的最明亮的闪光,随后是他曾经听到的最深沉的寂静。他跑向医院,他的房子倒塌为一小堆梁木。他注意到自己也和身边的人们一样,完全赤裸着,身上的上百处伤口渗出了鲜血。那天夜晚,在完成医生工作之后,他拿起钢笔,在几乎两个月里,从事了第二职业:见证记录者。

埃利亚斯•卡内提写道:“这本日记几乎每页都引人深思。如果还有任何意义考虑哪种文学形式是今天所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个思维着及目睹着的人来说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这种形式。”

蜂谷道彦是名符其实的医生。他工作到精疲力竭,有两个责任使他如此:他从不曾评判;在他的理解里,有更艰巨的任务。他观察自己的症状。他在每个事物的崩溃中寻找真相:拯救身体,也拯救自己的灵魂。 “人们的最大共同之处,是厄运吗?广岛的情况,是降临到人类的大灾难中最集中的一次。”

既然蜂谷道彦深切地认同自己所观察到的东西,他的日记也就具有一种少有先例的专注特征。追随这位医生的脚步,在某种意义上先于普里莫•莱维和埃利亚斯•卡内提,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Ōe)写道:“他经由广岛灾难,发现了尊严的完整意义。” 这位通信医院的院长,表现出可靠的专业性,而不曾落入迂腐,表现出深切的人性,而不曾沉入情感。

如果说当人们极为不幸时会变得最有人性,蜂谷道彦则被赐以厄运中的人性,并且他明智地从不曾反诘(recriminate)。相反地,他是感激的,并且表达出一种几乎滑稽的日本式谦恭。他沿街道奔跑,被一个无身体的脑袋绊到,于是他停下片刻,大声向那个死人道歉(1945年8月6日)。某人来访,要看看他是否仍活着,并且告诉他不必烦恼(8月8日),他为此而感动。那些被爆炸气浪烤焦的人让他深感悲伤,但那些被烧死的女人更让他悲伤,因为她们除了痛苦,还要对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耻(8月14日)。在验尸之前,他鞠躬感谢死者(8月26日)帮助他理解人们为何死去。

另一种普遍性特征使得这个日本人的日记也那么感动西方人。没有计划、没有引用亚里士多德,蜂谷道彦把自己的记录置于经典悲剧的容器中:时间、地点、活动的完整性得到谨慎的尊重。他的想法不是谴责命运或敌人,而是反思生命存在的虚无性:“在毁灭的力量面前,人是多么脆弱易逝!”然而,为它奋斗也并非徒劳(8月11日)。作者避免私人抱怨,因为他不是一个作家,而仅仅是一个灾难的公证人。当然,目击者提供了大部分资料。就像在古典悲剧中,可怕的场景不是被他所看到及描述的,而是被他人报告的。这些人如同希腊信使般地讲述他们亲眼看到或听到别人描述给他们的内容。

在最初几天,主要是对受害者的描述。田渊(Tabuchi)医生记得他们就像密集的蚂蚁。他们的身体上,脱落的皮肤悬挂着,如同稻草人身上的破布(8月7日)。胜谷(Katsutani)先生说:“许多人失去自己的眼睛、嘴巴、鼻子、耳朵,甚至整个面孔;几名父母无法通过面孔认出自己的孩子,而只能借助孩子的声音。”当他走过一座桥,桥栏杆上倚着一具尸体,仍然坐在自行车上(8月7日)。如果让蜂谷道彦去直接描述,他的描述会向我们显示生命的对立面仍然共存:生与死、丑与美。他的医院中一名年轻的女患者全身烧伤,但她抬起一张毫无血污和脓液的美丽面孔,向他微笑。蜂谷道彦抓住了这个凝视,为这“美丽女孩”的景象而高兴(8月11、14、28日)。

如果说日本的一半被毁,则广岛也是心理毁灭的受害者。不存在可信任的新闻媒体,人人都依靠传闻。蜂谷道彦的医院充斥着这些传闻。8月11日,流传开一个(准确)报告:苏联中止了其与垂死的日本的条约,向日本宣战。现在,已完全包围了日本。同一天晚些时候,传闻说打击了广岛的那种秘密武器也已经毁灭了长崎(这也是真实的)。

然而当天的第三个传闻是荒谬的,但比其他的更容易被人相信。日本也拥有那种神秘武器,并且不曾使用过它,部分是为了保守秘密,部分是因为拒绝恐怖。 然而当时,横渡太平洋的一中队轰炸机正在攻击并摧毁加利福尼亚的城市。抑郁且当时接近自杀的希特勒,在生命结束之前偏执狂发作,决定要惩罚戈林及其背叛的亲信。以一种相似的方式,整个通信医院从自己的冷漠承受中摆脱出来,病人们因那些虚假的新闻而欢欣、唱歌、开玩笑。医院可怜的濒死患者们确实不曾像希特勒那样仰赖于邪恶而活着。但是,当分离责任和将其投射(因之产生惩罚)到其他人身上的需要,也即是我们所称的偏执狂,在非常时期变得无比迫切的时候,也正是需要一种道德评估能力的时候。无意识心理使得它不可预测地爆发,以便抵御个体与群体的不正当及正当的绝望。

8月12日,传来一个真实的报告:袭击广岛的炸弹是原子弹。13日,显然是为了确定新武器不可估量的力量,另一个荒谬的传闻出现:广岛会持续75年不适于居住!

撤回投射及遇见敌人

15日,人们得知将有一个重大事件宣告。小道传闻说会有敌人登陆日本。然而,聚集在几个无线电广播周围的臣民们听到了最意外的事情:从未有人在公开场合听到的天皇的声音,宣布投降,要求人们“忍受无法忍受的事”。医生评论说:“那个词:投降——比轰炸我们的城市给我们带来的震惊更大。”现在,不再可能分裂出邪恶并投射向敌人。作为一名忠诚的臣民,蜂谷道彦完全内化了天皇的声音,并服从他的命令。在这种诚实且忠诚的市民原型中,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思想简化的起源,它将支配日本人面对接踵而来的几十年的态度。再一次,巴尔成为指出它的少数人之一。在1952年访问广岛期间,他宣读了一份铭文,许诺不重蹈覆辙,并且评论说:要求日本人道歉是错误的,丢下炸弹的不是日本人。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偏执狂的常见推论是起因倒置。

当蜂谷道彦接受了投降,他就把自己的攻击转向了骄傲的军事指挥官,后者想要战争,并且对胜利的可能性说了谎(9月1日)。他准备了一篇文章,讨论受到辐射烧伤或影响的人们的医学状况,并且反驳该城市将有75年不适于居住(9月9日写成,12日发表)的报道。他在医院中继续自己精疲力尽的工作,在对完全新奇事物的期待中,即同盟国战领军的到来,时间停滞了。

当他们到来后,蜂谷道彦仔细倾听,努力发现和了解,正如他用钢笔所做的。再一次,对于他来说,医生与见证者是同一事物:治愈身体创伤与治愈心理偏执是同一任务。当美国人到来后,曾被忧虑的灾难无一真实发生。占领者是文明的。事实上,“这些人,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令我印象深刻。”(9月29日)

更欣快

劳伦斯(William L. Laurence)是《纽约时报》杰出的科学新闻记者,被美国政府选为新闻界随员,参与曼哈顿工程。当听说计划在新墨西哥沙漠中进行一次试验性的原子弹爆炸时,他的反应与工程的一些成员所徒劳支持的演习攻击的提议恰恰相反:为何浪费一个随时可以被丢到日本的炸弹?劳伦斯被允许见证这一秘密试验,后来他写到,在内在层面,他有一种相似于面临爆炸的体验。它的到来,肯定了当时仍未被回答的问题:“它会有效吗?”丘陵说是的,山岳以轰鸣做出肯定。仿佛大地已经开口,那些突然出现的蘑菇云及天空也一同做出肯定回答。原子能量——是的。人感到似乎自己是在亲历创世的瞬间,当上帝说:“要有光。”巨大闪光约100秒之后,宏大的隆隆声到来:一个新生世界的第一声啼哭。普罗米修斯已经挣脱束缚,把一簇新的火焰带到了大地。 关于掷向广岛的那颗炸弹,这位记者本来要写出一个“实况报道”。仿佛他内化了武器的部分巨大力量,劳伦斯描述了自己为这一特权而兴奋。但由于一个意外,投掷原子弹那天他无法参加,但直到现在他都处于持久的兴奋状态。

他触摸了炸弹。他把它描述为一种神秘体验。它不像亲吻一个宗教遗物,不,那“事物”是活生生的神。负责主管这些事件的新闻公报,确切地说是变成了一个天使,成为把神谕带向人间的宣告者。

长崎

劳伦斯最终被允许参加向长崎投掷第二颗原子弹。他写到,他幻想在那飞机上,那是一种神性困惑的体验。“当我在写作之时,有一种来自命运的奇怪干扰。”天还黑着,劳伦斯想到自己下方在黑暗中的日本城市:“男人、女人、儿童…………如同被养肥后供献祭的小牛。”日本人这种动物有着不同的面孔。把他装扮成猴子,他就变成了畜生;把他描绘为小牛,屠杀他就有了逻辑前提。劳伦斯想到,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城市已经入睡,“夜复一夜,周复一周,年复一年。我来了,我是天命。我知道,他们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是他们在大地上的最后一夜。”至于怜悯不知情的平民受害者,“你感到…………那与你无关。这事件,这天命,很久之前就已被注定,被超越人类力量的无穷浩淼所决定。” 劳伦斯想象到一个显现的天命:当你归属于更强大的群体,就会得到一种合宜的启示,但你不想付出道德代价。谋杀大量人类不再是人类的责任,而是一个“更高”法则的责任,如同授权希特勒去消灭较弱个体的“自然”选择法则。

长崎毁灭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个记者的报道被发表,有少量删减,包括最后他谈及“新的原子能大陆…………人类种族的富足、健康、快乐的希望之乡”的部分。

劳伦斯以偏执狂兴奋的特有形式,呈现出心理膨胀的全部特征。 他有绝对启示,以此公正地导出花岗岩般的确定性并冷漠地遵从任何指示,一直循环地回过头来证实那个起始点。信息在上帝的天翼上变得权利无限,变成了圣经律令。

合理化

劳伦斯所代表的政治当局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表达自己。在轰炸长崎之后,杜鲁门总统宣布:“我们发现了原子弹,于是使用了它”。 如同一个启示、一个启发或一个神圣戒律,那个炸弹几乎就是一个先验之物。它不是被制造,而是被揭示,如同“自然”选择法则,因此,它是一个人们可以使用却不需负全部责任的事物。它不是人们所拥有的一个客体,而是拥有我们的事物,似乎它是上帝的旨意。

至于全能,原子弹的爆炸使人想起做出这一决定的政治阶层的其他偏执成分:对侵略性的一种极端“投射”,以及采取了一种明显不相称的手段。它选择了使用这种威力莫测的武器,去对付一个国家的平民,尽管那个国家严重违背国际规范,然而,它少有的几架可以出动的飞机现在缺少任何燃料,正尝试使用一种松脂蒸馏物飞行, 而其兵营中的士兵在战斗训练中使用木制子弹及竹矛。 既然日本实际上全无任何防空能力,并且大多数房屋是由木材及纸制做成的,则相比空袭德国,焚烧整个日本的城市就是儿童游戏。事实上,最后一次焚烧东京是在宣告投降之后的那天。

第7页 :保密

保密

空投原子弹之后,科学家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无法遵守保密承诺。合乎情理地,许多科学家开始批评不仅武器制造被保密,其后果现在也被保密。空投原子弹和投降一个月后,整个日本南部仍然是禁区,甚至禁止同盟国战地记者进入。最伟大的美国记者之一乔治•韦勒(George Weller)秘密来到长崎。在那里,他冒充陆军上校,写了一系列报道。麦克阿瑟将军拦截并销毁了他的文章原稿,60年后才被发表——当时他的儿子安东尼•韦勒(Anthony Weller)发现了丢失的复印件。

原子弹轰炸的图像资料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因为图片比文字更直接地显示真相。

最初的照片于1952年出现在《生活》杂志上,最初的电影出现在1970年。 保密在继续,达到了禁止的程度,从1945年至1952年,即美国占领日本的那几年,甚至禁止公布对爆炸所引起疾病的医学研究。

这就鼓励了在黑暗中的想象活动。集体无意识同时被这个宏大主题的恐怖和魔力所催眠,它无法不注视它。在所有语言中,当谈及简单的字词“原子”时,甚至在今天也会触发那隐含的寓意和恐惧:人们想到的不是生产性用途,如“原子能”或“原子能电站”,而是想到“原子弹”的隐喻,因为它已经活跃在心理中,就在意识层面之下。不知不觉地,我们的说话方式仍然保留有从最初就围绕着该武器的全能及隐喻词汇的特点:甚至史汀生在自己的日记中,也避免用它自身的名字称呼它,而用“那事物”“那可怕之物”“那糟糕之物”“那恶魔”等其他相似的表达。

1945年11月,《生活》杂志刊载了一些图片(电视仍不普及),是关于原子弹突然袭击的后果。次年,曼哈顿工程的许多前成员,考虑到在当时已经有几个国家拥有制造原子武器的技术,而成立了美国科学家联盟(FAS)。该团体的目的是高贵的:和平利用原子技术及其国际控制。但是,潜在的幻想力量也在科学家的心里起了作用,并且最终传播开一种与和平相对立的信息:偏执。美国科学家联盟的主要文件,除了详细描述纽约被一次原子弹毁灭,还旁敲侧击地传达出怀疑:这类武器现在可以在任何地点被组装,在任何地下室,甚至在你所生活的公寓大楼下面。

第一次爆炸一年之后,1946年8月,约翰•赫西(John Hersey)在《纽约客》(New Yorker)中发表了一篇51页的文章《广岛:一道无声闪光》,首次描述原子弹爆炸的后果。既然直到那时,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言论仍被压制,其副标题可以被理解为有双重意味。世界上最有威望的杂志之一打破了禁忌。

公众中渐增的恐慌开始感染到政治领域,但那是另一种类型的恐惧。杜鲁门总统所给出的轰炸广岛及长崎的纯粹军事理由是否足够?美国内部的许多人抗议自己没有适当地被告知。在国际上,人们带着偏执的怀疑态度对待美国:既然仅仅他们拥有这种终极武器,他们将会做什么?

就在这时,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先前负责曼哈顿工程的科学管理,一位一流的化学家,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戏剧性的道德事件而变得错综复杂。之前,其实验室中的一次爆炸曾杀死3名同事。科南特曾经自责。但之后没多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作中了。他似乎经由分裂和投射机制而克服了责任问题。 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已经把自己打造得如同花岗岩般坚硬:当结局公正的时候,科学就不可以被怀疑,而只可以服务于对手段的探索。他写信给史汀生,要求得到有追溯效力的官方辩护去压制道德异议。结果就是,他在另一个高度受尊重的期刊《哈珀杂志》(Harper’ s Magazine)中发表了文章《使用原子弹的决定》(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后来的辩护

我们值得在这个20世纪中叶的政治文件上花点篇幅,因为它为冷战军备竞赛设定了条约,也间接地继续影响了21世纪关于核武器的辩论。

史汀生在其中回顾,美国在参战前的1941年9月开始全速制造原子弹。第一次核裂变实验是在德国于1938年进行的。这位前任战争部长指出: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战争,成为首先制造并使用原子弹的国家。1945年3月,他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了曼哈顿工程,之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去世。史汀生发表了自己日记的一份摘录来叙述他们的谈话。

他提及两个主题,都与国际政治无关,但是怀疑的气氛笼罩着这项工作。首先,有传闻说,虽然有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为这个工程工作,但这将被证明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昂贵的“无用物”。其次,在其发起者中的两个观念派别之间出现了尖锐的意见不和:一派认为,如果该工程要实现其目的,就要保守秘密;另一派想让这一新发现可被自由利用,并把它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史汀生与新任命的杜鲁门总统在接下来的那个月讨论出一份含9个要点的重要备忘录。第5要点声称,既然人类进步是一个技术事实,而不是一个道德事实,那么这个新武器就可能毁灭文明。最后一个要点具有组织上的目的:它建议形成一个中间委员会,去引导该炸弹走完其最后那些阶段。但是,其他的7个要点都涉及保密。美国是唯一知道该炸弹制造技术的国家,但信息会不可避免地被泄漏,有可能其他国家已经在秘密地制造它。文章中的一个无意于讽剌的脚注 解释说:备忘录中指出了这些国家,但出于国际关系原因使得不宜公布它们的名字。总之,已经决定要通过公布这些绝密备忘录来开启大门,但保密已经再次不请自来,把公告的透明性转变为透明的暗示。备忘录所注日期是1945年4月25日:那天,在意大利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消失了,而在德国,在连接易北河两岸的一个活动便桥上,美国人与苏联人拥抱在一起,东部与西部的前线会合了。希特勒用于自杀的手枪已经装上子弹了。史汀生的文章本来能够更具体:现在正秘密制造原子弹的“敌方”国家不是德国,而是美国人正与之拥抱的苏联。

6月,史汀生报告说,临时委员会已经建议杜鲁门总统:

(1)尽快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

(2)使用它对付被住宅及其他建筑物包围的军事设施;

(3)对轰炸不做预先警告。

显然,造成巨大破坏的轻率和欲望成了指导做出这些选择的标准。

到这里,史汀生描述了他所起草并在7月2日得到杜鲁门认可的另一份备忘录,以及引导他编写的思路。 他写到“日本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空军力量只剩下神风突击队(kamikaze,自杀性的飞行员,他们的部署曾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知道,从战略的观点看,这绝非是关键性的)。 然而,军队仍然能够动员约500万士兵。既然日本没有投降的迹象,为了取得胜利,就有必要入侵那个群岛。

他补充说,依据军事预测,直到1945年11月1日才能在日本最南端的岛屿九州(Kyushu)进行空降。1946年春季前后,将有可能入侵主要岛屿本州岛。总之,最早会在1946年末结束战斗。为了与那500万日本人作战,至少需要同样数量的美国士兵。据预测,其中至少100万人会阵亡,他补充到,更不用说日本人的死亡人数会远远更多。

为了避免一场可能发生在未来的大屠杀,先发制人推理决定立刻去实施一场真的大屠杀。从军事观点看它是虚假的,从道德观点看它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是这一论点证明了过去使用原子弹的正当性,因此不排除将来对它的使用也可能是有益的。在道德上,现实死亡与仅仅是想象的死亡无法相提并论,特别是对于有志将新武器的使用合法化的人来说。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也不能被视为与违背国际战争公约而被屠杀的平民等同。

把一场大屠杀正当化为对其他大屠杀的阻止,这是为从古至今所发生的集体犯罪找出的借口:克伦威尔在17世纪的爱尔兰做了同样的事。 并且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用了差不多类似的借口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甚至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灭绝,即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最初也是为了预先制止亚美尼亚起义者从背后攻击及包围土耳其士兵。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史汀生的操纵甚至更令人不安。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当一位民主选举的政治家决定实施一场大屠杀之时,声称自己是在拯救生命。是否如同许多政治家那样,他仅仅是一名伪善者,或者是否借助大众传媒进行诱导的必然性,已经把他转变为一名说谎的、偏执的个体?换种说法,为了力图尊重荒谬一致性,史汀生现在是否有可能相信自己的“预防性精神病理学”?在这一点上,至少他与自己的责任及自己的决定之间的关系是病态的。或许他正在努力把握一个未被解决的良心问题,特别是,他正在尝试说服自己使用原子武器是必要且道德的。

应当指出,公众关于“避免死亡”的辩论出现于投下原子弹之后。此外,所估计的死亡人数可疑地倾向于增加:最初是25万,然后是50万,最后是100万。这些本还活着被划入死者的人数越多,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在回顾中就显得越道德。事实上,甚至在投下那两颗原子弹之前,已经估计出如果有必要动用军队入侵日本,所可能的死亡人数。然而它们被保密,部分是由于它们的人数惊人地少:从2万(那100万的1/50)至6.3万(1/15)。 所以,难以用它们去证明一场原子弹屠杀的正当性。

史汀生的文章写于1947年。事实上,1946年7月1日,太平洋战争战略轰炸调查 (一份战略报告,由战争部长史汀生本人指定的1000多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编写)已经得出结论:战争无疑会在1945年结束,很可能是在10月,即使没有原子弹,没有入侵威胁,甚至没有苏联参战。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剩余武装力量,其人口的生活配给平均每天仅1680卡路里,这类似于纳粹集中营的情况。 然而如果战争到10月结束,则美国计划在11月实施的入侵,不仅不会导致几百万的死亡,甚至都不会开始。我们很难不去想到,这个避免死亡人数的故事,才是前部长扔向世界的真正的无用物。他使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于是我们无暇顾及真正的死亡。

第8页 :东京审判

为了给予读者世界末日的景象,史汀生假装相信,为了令日本投降,就有必要征服全部岛屿,或者就像题辞中所引用的种族主义者的说法,要杀死全部日本人。实际上,美国人早已破译了日本人的加密电报,知道那个国家正尝试经由其莫斯科大使馆而投降。 当原子弹投下之时,这些谈判已经进行了三个月。 但是政府假装不知道这一点,因为科学家还没有最后制成原子弹。有必要迅速完成它,不是为了提早结束战争,而是相反,因为战争有太早结束的危险,在他们能够使用炸弹——据称需要它来结束战争——之前。

“无条件投降”的目标已经作为要求提给日本。日本战争委员会存在意见分歧:三位成员支持无条件投降,其余成员要求一或两个条件。 委员会的这种分裂,源自日本的必须达到一致同意才做决定而非多数同意才做决定的传统。在5月时,这已经很明显。到8月时,在两次原子弹爆炸之后,这种瘫痪仍然持续。对于日本人来说,仅有的现实条件是不废除天皇。而从史汀生自己的说法来看, 美国人不仅是愿意,而且是雀跃地拥护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君主立宪制似乎最好地保证了他们向民主而非向共产主义过渡。由于战争委员会陷入僵局,他们决定咨询天皇,而天皇支持投降。把导致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说成是原子弹的使用绝非真相。决定性因素是矜持的天皇出现了,传统上他不参与政治活动。他的出现是一个戏剧性的突破,但不是突破军事前线,而是突破日本传统。如同蜂谷道彦医生曾说的(8月15日),在广播中听到天皇的声音,是一个比听到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更大的震惊。关键性的突破不是军事的,而是文化的。

当时,史汀生没有提供使用原子弹必要性的证据,只提供了他已经决定赞同使用它们的事实。他假意慎重地得出一个结论,而那个结论是他在开头时已经接受的刻舟求剑式的假定。这样做并没有说服力,但是他成功地推动了偏执狂浪潮的继续。史汀生本人主持的一项范围广泛的调查研究项目,得出的结论性报告惊人地有悖于他的断言。但是,这个事实没有引起广泛注意,因为它仍然是一份专业文件,而由史汀生签名发表在《哈珀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被广泛散播。那篇文章是媒体的宠儿,也是亲偏执狂的,而调查是理性且反偏执狂的,是尝试从绝境中挽救某些东西。现在,被放在网上的“调查”的第4个序言注释说:“美国战略轰炸调查(USSB)报告‘不’(原文为斜体)声称甚至‘不’建议针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不明智的。相反地,对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发现进行细致分析,支持使用原子弹是明智的。”关于进一步的信息,该注释建议读者参考另一份回顾性书面文件,名称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如何赞同使用原子弹》。该文件尝试去证明史汀生部长实施原子弹大屠杀决定的正当性,理由是战争期间他可能没有充分得知日本马上要投降。但是更多地,它最终与文章作者辛普森(Simpson)的说法矛盾。因为在那时,部长已经知道了一切,调查一年前就已经交给了他。

多年后,围绕原子弹使用的争论再度展开。在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要采取强硬路线就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杜鲁门反复强调:他从不曾遗憾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并且“暗示”可能再次使用它们。他这样做,就在自己身后留下“主动断言道德确然性(moral certainty)”的余波。在个人层面上,这个美国总统留下了“包含迫害及轻躁狂症特性”的形象;在历史层面上,我们可能困惑于他的政府所采纳的路线在什么程度上促成了原子武器随后在各个国家中的扩散。

1995年,轰炸广岛及长崎的50周年纪念日,华盛顿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组织了一次批判性的展览,但是受到美国国会两个议院的指责,并且在支持使用原子弹的政治家的公开反对及鼓噪之后被取消了。它被一个简单的埃诺拉•盖伊(Enola Gay)B29轰炸机展览所取代,并展示了基于绝对必然性、被视为“必备”的轰炸的几个技术。因此,在屠杀了半个世纪之后,官方的声音仍然是否认、分裂与投射。1945年8月意味着航空兵的英勇使命,不意味着屠杀平民,对广岛及长崎屠城。

东京审判

从1946年至1948年,持续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对日本侵略的主要负责人做出了死刑控告,如同在欧洲的纽伦堡审判中对纳粹头目的处理。在公诉书第五条罪状项下,那些日本被控告“与德国及意大利共谋,借助于发动针对每个对立国家的非法战争,取得对世界的支配”。 然而,日本的攻击目标不仅是西方国家。因此相应地,亚洲的法官也在陪审团之列。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提出,美国至少与日本一样对战争起因负有责任,而且他们自身因轰炸大量平民群体而犯有战争罪。对涉及阴谋的指控,他表示:“阴谋是未成形的行动。它涉及未来犯罪的意图。显然,如果纯粹基于意图定罪和惩罚,就会有严重风险。” 如同关于原子弹轰炸后果的新闻文章与医学研究,他的审判出版物直到1952年才被解禁。

埃阿斯的再度觉醒

我们不断地被迫回头反思这一事实:通过使我们远离情绪的迫切性,时间迟早会稍加公正地对待合理的想法。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迎着正向我们走来的时代,技术进步正在破坏这种自然平衡。由于不断被制造出的新发明的这些不可逆的巨大后果,我们可能冒着公正太晚到来的风险。原子弹的制造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好例子,因为它脱离了有学识的谨慎科学家的手,而落入愤世嫉俗的政治家轻率的手中,并最终无疑被用于破坏。曼哈顿工程的许多参与者——科学家,也包括政治家及军事人员,曾经有过怀疑。但是在实践它的过程中,他们作为一个团体而工作,战争状态和抢时间使得他们特别团结。那些仍在外围并表达异议的人: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或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西多•艾萨克•拉比亚(Nobel Prizewinner Isidor Isaac Rabi)——成为个别的异议者,他们缺乏集体偏执的大众媒体所提供的那种倍增效应的助益。在外围的那些人,即使有无可争议的科学与道德才智,也无法察觉到那个团体正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组织的道德良心从个体的怀疑中萌生。弗洛伊德、荣格和卡内提的解读,现在已经能令我们理解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紧锣密鼓带动整个美国社会滑下了战争的斜面。因为,当怀疑变得无关紧要,暴行最终不断升级。

1945年8月的事件之后,战斗已经结束,那种紧密性也不再存在。其中几位科学家从那种全体一致中挣脱出来,尽管每次总是只有一位。这就如同埃阿斯的再度觉醒。现在,他们的良心已有所觉悟。像埃阿斯一样,他们看到屠杀的结果,感到自己无用的道德再度觉醒。由于所涉及人物悲剧的复杂性,最有名的实例仍然是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曼哈顿工程的这位负责人继续为自己加入其中的决定进行辩护。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使用高度情感化的象征语言,他说感到自己“手上沾满鲜血”并且“知罪”。

当然,良心备受折磨的人中,科学家比政治家更多。前者撤回在战争中投射向敌人的绝对攻击性,开始内化那些炸弹的庞大责任;后者紧密团结,增强不批判自己正确的前提,并把科学家也包括在他们对“敌人”的投射中。逐渐地,埃阿斯的孤寂、麦克白的鲜血、奥赛罗的怀疑笼罩了奥本海默。 同时,苏联也拥有了这种新式武器,美国也开始了对“反美活动”的政治迫害。据“发现”,罗伯特•奥本海默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同情,与他一起从事那项工程的兄弟弗兰克(Frank)是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特工部门一直知道这一点,但是在战争期间,当奥本海默从事原子弹工作时,斯大林是一个同盟者,重提那些事情是无意义的。既然那位科学家已经成了一名批评者,而且苏联已经替代纳粹及日本而成为敌人,那些事情就有了一种不同的面向。罗伯特•奥本海默在误解与折磨中去世,尽管世界各地有几条街道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蜂谷道彦医生的告别!

蜂谷道彦医生在日记的最后几页,几乎让我们瞥见了一种预示着未来吉兆的宁静。或许它是日本社会反偏执狂进程道路上迈出的早期的一步,这一进程可能在战后完成。然而奇怪的是,偏执狂再次出现在对立面——1945年入侵者踏上已经松懈的日本的领土。

9月30日,蜂谷道彦最后一次写日记,记录下他与一名美国军官的谈话。这个外国人询问他:“关于轰炸,你有什么想法?”医生回答:“我是一名佛教徒,并且从小就被教导当面对不幸时要听天由命。我已经失去我的房子、我的财物,并且受了伤,但不考虑这些的话,我认为幸运的是,我妻子和我都还活着。”这个外国人严肃地说:“我没有你的那些感受,如果我是你,我会控告国家。”

这个军官又逗留了片刻,凝视窗外。然后,他们一群人离开了。

蜂谷道彦写道:“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控告国家!控告国家!’但是无论我重复它多少遍,无论我如何努力思索,都无法完全理解那句话。”

1945年之后的几代人中,美国与日本继续趋同。古老的日本帝国已经变得西化,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上,甚至在其最根深蒂固的习俗上。据观察,这两个国家仍然保持距离的地方之一是司法诉讼。对于有私人或公共起源的损害,美国的法律体系倾向于鼓励要求经济补偿。这是被许多其他国家所忽略的一种重要的公平形式。但是司法的这一方面也有其黑暗面。它鼓励投射出责任,鼓励怀疑。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它鼓励偏执狂。

2007年,美国的律师人数约94.1万人,相当于每290个美国公民中就有一个律师。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律师人数约2万人,相当于每6300个居民中有一个律师。然而,日本的法律体系正在进行改革,以鼓励更大程度上地坚持立宪国家,而脱离古代儒家礼教起源和非法律形式的古老系统。这个变化将要求大幅地增加律师和法官的人数,使得日本在这个方面也更像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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